九世班禅是谁？九世班禅行宫属于哪里？

　　九世班禅是谁？九世班禅行宫属于哪里？今天，我们来简单说说爱国活佛~九世班禅。他叫仓珠嘉措，1883出生于西藏达布。1882年七月，八世班禅丹白旺秀在后藏示寂，扎什伦布寺派人到各地寻访灵童，仓珠嘉措被认定为八世班禅转世的灵童之一。刘家驹的《班禅大师全集》说，“寄父名当珍，母名当琼措姆，班禅生而母哑”。

　　班禅和达赖

　　藏区里有许多活佛，等级各不相同，其中地位最崇高的是达赖和班禅，藏民们称他俩为太阳和月亮。

　　“太阳”达赖是“前藏”的宗主，据说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宝贝佛）的大弟子，他的首府在拉萨，“前藏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是他的宗寺；“月亮”班禅是“后藏”的宗主，他是宗喀巴的二弟子，首府在日喀则，掌管着扎什伦布寺。

　　另外，宗喀巴还有个三弟子“哲不尊丹巴”，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管理蒙古人，好象不如两个师兄那么出名。

　　宗喀巴是明朝时候的人，他创建的“格鲁教派”历史并不长，“达赖”和“班禅”这两个名字更是清朝以后才有的（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班禅是梵语金刚的意思），但“大海”和“金刚”确实很能干，虽然创教时间不长，却能将格鲁教派（黄教）发展成为藏区最大的僧俗势力，并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实施了政教合一的统治。

　　清朝末年，达赖在拉萨的行政机关叫“噶厦”，班禅在日喀则的办事机构叫“堪布厅”，手下有僧官、俗官、还有军队。俩人在前藏、后藏的权势如日中天。

　　从理论上讲，达赖和班禅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大海”的地位比“金刚”高一截。这不仅因为达赖是师兄的化生，还因为他控制的寺庙、土地、人口比班禅多好几倍，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就大，说话也比较管用。所以，达赖通常能够压过班禅，成为藏区僧俗事务的代言人。

　　历史上，达赖和班禅也闹过矛盾，但直接撕破脸皮的情况并不多，这里面有个原因是他俩“互拜师父”、有同门同宗的关系。

　　达赖和班禅都属于能够“转世”的活佛，也就是说，他俩“圆寂”之后并不是死了，而是转个地方投胎、接着活，因此可以从过去活到现在再活到将来，一直活下去。美中不足的是，人虽然活过来，但上辈子的知识却忘光了，只好重新学。

　　重学知识没关系，寺院可以找有学问的喇嘛充当“经师”。麻烦在于“太阳”和“月亮”的地位太高，谁也不方便为他俩剃度、受戒，而且，小太阳或者小月亮如果调皮捣蛋不念经，也没人敢打他们的屁股。所以，只好请他俩自己解决师承问题，谁年长谁就当师父。

　　这样一来，达赖和班禅的师徒关系就有些扯不清，今世你是我师父、下世我是你师父，达赖拜了班禅七八次，班禅也拜了达赖几次。当然也有不拜师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当时都是小孩子，谁也管不了谁，只好作罢。

　　班禅与达赖的关系通常是融洽的，但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的冲突为什么那么严重呢？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

　　九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曲吉尼玛矛盾的种子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字叫做“土登嘉措”，说起这个人，看过电影《红河谷》的就知道，那里面指挥藏民抵抗英军的就是他。

　　在1904年的抗英战争中，达赖、班禅师徒俩是合力抗敌的，《红河谷》里守卫江孜城的藏军是十三世达赖的部下、爬悬崖运送弹药的喇嘛则是九世班禅的僧兵。在这次战争中，前藏牺牲了一个“代本”、后藏阵亡了一个“堪布”，都是高级官员。

　　但这场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拉萨被占领，达赖跑了；班禅在日喀则，他却没有跑。

　　按大清朝的规矩，守土官员逃跑是有罪的，于是慈僖太后发话：“革除十三世达赖的封号，由九世班禅代行西藏政务”。这么一来，达赖就对班禅有意见了，他认为徒弟抢了师父的饭碗。

　　十三世达赖逃到了库伦（乌兰巴托），他先是求蒙古贵族帮忙、接着又派人去彼得堡请沙皇出兵，结果却没人搭理他。于是他觉得徒弟靠不住、满人靠不住、蒙古人靠不住、俄国人也靠不住……到了1910年，驻藏的川军在布达拉宫前面乱开枪、打死了几个僧侣，达赖很生气，觉得汉人也靠不住，于是就跑到印度的大吉岭投靠了英国人。

　　英国人对达赖挺不错，帮他训练军官、还给他提供武器，十三世达赖也因此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军队。

　　电影红河谷剧照班禅逃亡内地

　　清朝灭亡后，袁世凯恢复了达赖的封号。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兵强马壮、人多势众、财大气粗，于是就开始清除异己，专门和班禅过不去。他先是向后藏派遣地方官、接着又在日喀则征收重税、到后来更是随意羁押扎什伦布寺的僧官，逐步取消了班禅的各种特权。

　　九世班禅越来越搞不过达赖，觉得再这样下去连性命都危险，只好逃离了西藏。为此，藏族人民深情地歌唱道：“都说班禅似神鹰，展翅翱翔去远方……”

　　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班禅出走时因怕达赖追杀，行动高度保密，专择静僻山路日夜兼程，故而七天后才被发现离寺出逃。噶厦闻讯后即刻派兵追赶，但因不知班禅的具体行动路线，又恰逢大雪封山，只得作罢。

　　1924年农历5月4日，班禅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后到达兰州，甘肃督军陆洪涛率领官员、军队数千人在兰州郊外迎接。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率卫队百人由北京前来兰州欢迎。

　　当时，北洋政府正忙着打内战，京城的旗号变来变去，谁也顾不上这只神鹰。他只好慢慢熬着，一边念经、一边等待时机。

　　终于，机会让他等来了。

　　九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曲吉尼玛赶走班禅之后，十三世达赖控制了前藏后藏，意气风发、整顿军备、图谋发展。

　　1930年，藏军挥兵东进，把驻守西康的刘文辉部川军打得丢盔弃甲，马基（指挥）和代本（团长）们相继占领了德格、甘孜、炉霍……噶厦府的势力一举越过金沙江，控制了金川江以西的广大区域。

　　西康方面打得顺利，十三世达赖的信心高涨。31年，他又命令军队向“安多地区”进攻，藏军很快攻占了川北的石渠、包围了青海玉树，“安多”指日可下。

　　可是，“安多”的玉树属于“徇化府”管理，那是“回回”马步芳的地盘。“青马”可不象川军那么脓包，马步芳听说藏兵进犯，立即派出骑兵穷追猛打，不仅解救了玉树、夺回了石渠，还大举南下，打得藏兵溃不成军。藏军不仅没得到“安多”，反而把先前占领的西康德格、甘孜、炉霍……全部丢失，重新退回了原地。

　　达赖的兵马白辛苦一场，得到一个教训：“马子香（马步芳）的回回兵惹不得！”

　　在“西藏东扩战争”中，刘文辉和马步芳都曾经向国民政府反映：藏军的武器弹药是由印度的孟买兵工厂制造的，而且，在前线还发现有英国军官。

　　蒋介石政府向英国方面提出质询，英国人倒也老实痛快地承认了，还说“向达赖藏军提供军火，是根据《印藏条约》决定的”，并且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出面调解“中藏纠纷”。中国大使回答：“这是我国的内政，不必英国插手”，谢绝了调解。

　　这事虽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但却给国民政府提了个醒——如果不及时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让十三世达赖一个人在那里瞎整，早晚会整出什么不堪收拾的事情来——可是，南京政府这时候正忙着剿共、还忙着打中原大战，哪里顾得上藏区的事务。

　　于是，蒋介石就想起了九世班禅。

　　此时的九世班禅，留在后藏的财产被达赖侵吞了、家里的亲属被“噶厦”扣留了、他在日喀则的部下被前藏官员欺负……统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班禅在内地流亡，虽然有钱有名，但内心里却难免郁闷。他时刻都期盼着能够回到扎什伦布寺，卷土重来。

　　九世班禅（左2）与国民政府委员合影九世班禅很清楚，他回藏的主要威胁是十三世达赖。因此，在上表中央政府的“十六条意见”中，他除了一再申明要“维护中央、西藏间固有之统属关系”，还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前藏、后藏划清界线，前藏归达赖管、后藏归班禅管，并且由中央政府派员分驻前后藏，井水不犯河水；二是请中央政府提供两个团的武器装备，帮他组建卫队，还要给他提供无线电台和长途汽车；三是求中央做主，让达赖归还其强占的后藏的财物、释放其扣押的人质……

　　从班禅的角度而言，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并不算过分。

　　可是，一心独霸西藏的达赖喇嘛岂能允许班禅和自己平起平坐，他随即针锋相对地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一、撤消班禅的封号；二、查抄班禅的武器；三、撤消班禅的办事机构、对班禅本人实施拘禁；四、取消班禅的俸银和办公费用。

　　这下子，班禅被激怒了。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公开讲过师父的坏话，这一次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一口气对外宣布了达赖的“十大罪状”。于是乎，太阳和月亮两个活佛翻出几十年的旧帐，电报来电报去、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局面让南京政府十分为难。很明显，班禅是更加维护中央政权的，可如果支持班禅，不仅会得罪土皇帝达赖、更会得罪洋霸主英国，这就让蒋委员长感到难以承受。想来想去，他只好装聋作哑、再“研究研究”。

　　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好几年。

　　不过，在这几年里，国民政府依然成立了“班禅行辕”，并且提供了足够的办公经费。

　　有网友知道，军统头子徐远举曾经在班禅办事处工作多年，这是真的，其实，在班禅身边的军统人员远不止他一个。原因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局势十分复杂，如果稍不注意，让班禅和溥仪一样被弄到满洲国去了，以他在东北、西北和蒙古的影响，麻烦就大了。

　　在这几年里，班禅被国民政府照顾得很好。可是，西藏的喇嘛们却没有把达赖大师照顾好，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忽然死了。

　　得知这个消息，班禅大师表现出极大的悲痛，半年里举办了多次“诵经法会”，不知道这个悲痛是不是真的，如果以小人之心度班禅的活佛心肠，他应该高兴才对。因为班禅返藏的最大障碍终于解除了，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张学良（左）与九世班禅　返蔵受阻

　　1935年，班禅决定4月中旬首途赴青，转道回藏。1936年底，九世班禅大师一行取道甘南拉卜楞寺到达青海玉树。由于英帝国主义插手、西藏当局阻挠，九世班禅大师返藏受阻。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规模侵占华北，内忧外患中，国民政府无暇西顾，令九世班禅大师“暂缓返藏”。

　　获悉这个消息，大师的心情沉重，他连夜致函给赵守钰专使转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班禅东来十有五载，谬荷中央依界、殊遇优渥，心切五族团结，共安边防，冀报党国于万一，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不愿中央威信陷于堕坠，既遵院令，暂缓西行，以待将来。”

　　1937年，当九世班禅回藏受阻以后，仍将行辕设在青海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时，当时日军已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形势日趋严重，班禅即从玉树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二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并在玉树寺诵经祈祷抗战早日胜利。

　　同年11月4日，九世班禅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育，不能安卧，而且日趋严重。到12月1日，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五十四岁。自1923年离藏出走，他先后在内地盘桓了十四年，致死未能实现重返故里的夙愿。

　　1952年6月23日，十世班禅回到日喀则，此时距九世班禅出走，已经相隔29年，其间种种艰辛与甘苦不足为外人道。

　　从中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班禅和达赖在对待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上反映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爱国爱教，一个背离祖国，这也说明任何事情都是有其深刻复杂原因的，不能简单理解。